过了几天，李秀芝又“偶遇”了於海棠下班，聊起家常，说起自己丈夫单位有个同事，跟何雨柱是朋友，夸他仗义、会疼人。

於海棠听著，脸上微微有些红，但依旧矜持。

王建国从妻子那里听到进展，不置可否。

成不成，看他们自己缘分。

他这么做，一方面是真觉得傻柱该成家，稳定下来对院里也好；另一方面，或许潜意识里，也是想看看，提前拨动一下命运的琴弦，会不会发出不同的声音。

这对他来说，像是个冷静的实验，观察著这些“剧本”中的人物，在稍微改变的参数下，会如何行动。

1961年，就在飢饿、算计、绝望以及一点点微不足道的、关於男女婚事的隱密期待中，沉重地翻过了最后一页。

四合院的冬日，依旧寒冷彻骨。

但有些种子，已经在冰封的泥土下，悄然改变了位置。

未来会如何生长，没人知道。

王建国只知道，自己还是会像过去一样，冷静地站在岸边，看著这潭水，如何流淌。

至於水中的人是溺毙，是挣扎上岸，还是偶然抓住一根意外的浮木，那与他无关。

他只需確保，自己和家人，不在水中。

1962年的春节，是在一种混合著麻木、微渺希望以及更深层次不安的怪异气氛中到来的。

前一年腊月里棒梗偷鸡引发的风波，像投入死水潭的石子，涟漪很快被更厚重的冰层覆盖，但冰冷的寒意却渗透得更深。

贾家依旧在院里存在著，像一块顽固的、散发著不祥气息的污渍。

秦淮茹每日往返於工厂和家，步履愈发沉重，腰背佝僂得厉害，將近三十的年纪，看上去却像是四五十岁的老妇。

她对院里的一切声响、议论乃至偶尔投来的目光，都彻底失去了反应，眼神空洞得如同两口废弃的枯井。

只有回到那间充斥著病人腐败气息和绝望的屋子，面对婆婆无意识的呻吟和儿子闪烁躲藏的眼神时，那空洞里才会掠过一丝极深的、近乎碎裂的痛苦，旋即又被更厚的麻木掩盖。

棒梗的偷窃行为，在经过韩大爷家丟鸡事件后，似乎收敛了些，至少不再在院里明目张胆。

但王建国冷眼观察，知道这不过是假象。那孩子眼中饿狼般的绿光和得手后的窃喜、被注视时的惊惶与敌意，混杂成一种更危险的东西。

他不再满足於院里零敲碎打，活动范围显然扩大了，回家时间更不固定，有时深夜才溜回来，身上带著胡同深处阴沟或废弃工厂特有的、潮湿骯脏的气味，偶尔还能闻到极淡的、劣质菸草味。

他在迅速滑向胡同里那些真正的“顽主”和底层混混的圈子，那里有更“高效”的弄食手段，也有更致命的陷阱。

王建国毫不怀疑，棒梗迟早会栽在那里面，或死，或残，或彻底变成一个危害社会的渣滓。

但他没有任何提醒或干预的念头。

路是自己选的，也是那个家庭和环境共同铸就的。

他只是叮嘱自家孩子，尤其是半大小子王新平，放学必须准时回家，不许在胡同里逗留，更不许跟棒梗以及他那类人有任何接触。

供应情况相比1961年最绝望的时期，似乎有了一丝极其微弱的鬆动。

不再是毫无盼头的持续恶化，而是偶尔，在某个节日前，凭副食本可以多买一两芝麻酱，或者粮站突然到了一批顏色不那么可疑的陈年豆子。

这点微不足道的改善，对长期处於飢饿恐慌中的人们来说，不啻於久旱后的一滴雨，虽然解不了渴，却让那种濒死的绝望感稍稍后退了半步。

人们谈论粮食和副食的口气，不再完全是绝望的哀嚎，偶尔会带上一点小心翼翼的猜测和期盼：

“听说开春后，定量能稳住？”

“东北的高粱米虽说拉嗓子，好歹是粮啊！”

王建国从单位內部传达和更高层级的信息渠道，能更清晰地把握这背后的脉络。

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正在逐级消化、贯彻，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不再只是文件上的词语，开始转化为一些具体的、艰难的纠偏动作。

农村政策在调整，自留地悄悄恢復了一些，集市贸易在严格管控下有限度地开闸。

工业领域的“关停並转”和城市人口精简，在经歷了初期的混乱和阻力后，也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。

他所在的技术部门，虽然核心项目受到保护，但也感受到了压力，一些配套的、非关键的研究被暂停或压缩，个別富余的行政或辅助人员，名字悄悄从名单上消失了。

每次开会，领导脸上的凝重和话语里那种顾全大局、分担困难的意味，都让会议室里的空气变得更加稀薄。

王建国自己，则因为过硬的技术能力和在关键项目上的不可或缺，位置依然稳固，甚至因为一些老同志的“退居二线”或“支援地方”，肩上担子更重了些。

但他没有丝毫得意，只有更深的警觉。

四合院里，各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，应对著这乍暖还寒的时节。

三大爷阎埠贵对任何细微的供应变化都保持著猎犬般的敏锐。

他那本记录家庭收支的笔记本上，开始出现一些新的、带著试探意味的项目：“x月x日，购得处理海带三两（顏色发黑，但可食），耗费工业券x，人民幣x分”，“听闻西直门外黑市有麩皮出售，价格高昂，未购”。

他依然严格控制全家口粮，小球藻培养缸也还在，但三大妈偶尔会在棒子麵里掺一点点真正的豆面时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痛心疾首，只是推推眼镜，嘀咕一句“下不为例”。

他似乎在重新评估和计算，在极度节约和有限改善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，同时也更加警惕地盯著中院贾家——棒梗的任何风吹草动，都可能意味著院里財物的损失，必须防患於未然。

二大爷刘海中则陷入了一种新的焦虑。

厂里的精简风声也刮到了车间，他虽然是个小组长，技术也还过得去，但年龄偏大，文化不高，並非完全高枕无忧。

他变得更加积极，对车间生產、安全卫生、徒弟管教事事上心，嗓门比以往更大，试图用这种昂扬的姿態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。

在家里，他对两个儿子刘光天、刘光福的管束达到了新的高度，动不动就搬出“当前形势”、“阶级斗爭”的大词，斥责他们“不求上进”、“给家里惹祸”，父子关係越发紧张。

他看向王建国的眼神，也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，既有对领导下意识的敬畏，又有一种隱隱的、怕被比下去的不安。

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向王建国请教一些政策问题，或者诉说车间管理的难处，试图拉近关係，获取一些內部消息或肯定。

一大爷易中海依然是院里最愁眉苦脸的那个。

贾家这个烂摊子就在眼前，棒梗越来越邪性，秦淮茹行尸走肉，贾张氏半死不活，可街道的“返乡”建议被秦淮茹死硬地顶了回来，他毫无办法。

邻里关係因为棒梗的偷窃和贾家的绝望氛围而变得更加敏感、疏离，他一大爷的调和作用越来越无力。

他常常蹲在自家门口，望著中院嘆气，那背影显得苍老而孤独。

他去找王建国的次数少了，似乎也明白，王建国那冰冷的理性，给不出他想要的、充满人情味的解决方案。

就在这种背景下，李秀芝悄悄推动的红娘计划，像灰色冬天里一丝微弱却执拗的色彩，在缓慢地渗透、发酵。

於海棠这个名字，王建国对李秀芝提起时，似乎只是隨口一提。

但李秀芝上了心。

她利用街道工作的便利，几次“偶遇”下班的於海棠，从聊工作、聊天气，慢慢过渡到聊生活、聊个人情况。

於海棠给她的印象不错，模样俊俏，声音甜润，是正经高中毕业，在轧钢厂广播员里也算拔尖的。

性格爽利，有点小骄傲，但不算太难相处。

提到个人问题，於海棠倒也不十分扭捏，只说“还没遇到合適的”，眼光似乎不低。

李秀芝不敢直接提傻柱，只是迂迴地、以夸讚院里年轻人踏实肯乾的方式，提到了“食堂的何雨柱师傅，別看平时愣点，手艺是厂里一绝，为人也实在，就是缘分没到”。

於海棠听了，只是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，既没表现出兴趣，也没露出嫌弃。

这態度让李秀芝有些拿不准。

她回来跟王建国念叨：“这於海棠姑娘，心气怕是有点高。柱子那条件……模样不算出眾，就是个厨子，家里也没啥底子，能成吗？”

王建国正在灯下看一份关於新型工业催化剂的中试报告，头也没抬：

“成不成，看他们自己。你牵个线，递个话，剩下的別管。柱子那边，你也別提於海棠，就让他知道，有人在给他张罗就行。太刻意了，反而坏事。”

李秀芝觉得丈夫说得有理，便按下心思，只是继续维持著和於海棠那边不近不远的联繫，偶尔以街道大姐关心年轻人的口吻，问问她工作生活，绝口不再提傻柱。

转机出现在三月初的一天。

街道组织三八妇女节活动，於海棠被邀请参加。

活动后有简单的茶话会，李秀芝正好和於海棠坐到了一桌。

聊起厂里伙食，於海棠隨口说了句：“最近食堂的菜味道好像不如以前了，大锅菜糊弄。”

李秀芝心里一动，装作不经意地说：“是吗？我听说食堂何师傅手艺是厂里公认的啊。是不是最近食材太紧张了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。”

於海棠撇撇嘴：“何师傅手艺是不错，可他也不是天天掌勺。再说了，大锅菜再怎么做也就那样。”

她顿了顿，似乎想起什么，“不过，上个月我们广播室加班，何师傅私下给我们开了次小灶，炒了两个菜，那味道……確实不一样。”

李秀芝捕捉到她语气里那一丝极细微的、不同於纯粹评价伙食的波动，顺势笑道：

“柱子这人就是实在，对同事没得说。別看他平时大大咧咧，心细著呢。咱们街道上次搞活动，借厂里食堂，他还来帮过忙，一点架子没有。”

於海棠“嗯”了一声，没再接话，低头喝了口水，但耳朵尖似乎有点泛红。

李秀芝把这次对话告诉了王建国。